在北京七环外，通州区漷县镇东定安村，有一个特殊儿童托管中心，65个孩子中有超过40个的自闭症患儿。这家私人机构不为盈利，收费不高，聚集着全国各地、特殊且贫困的儿童。校长黄淑媛、路明和老师们没有退路，已经做好了照顾孩子一辈子的打算。他们的故事让人想到塞林格深情的心愿：
“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玩。几千几万的小孩子，附近没有一个大人，我是说——除了我。我呢，就在那混账的悬崖边。我的职务就是在那守望。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来，我就把他捉住——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。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，把他们捉住。我整天就是干这样的事，我只想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。”
在中国，这样的好人我们习惯说他们是菩萨。
现在是六年之后。龚泽伦安静地坐在窗边，背靠着墙，双手搁在大腿两侧。他长了胡子，有一颗浑圆的肚子，看着成熟，神情却简单、天真。黄淑媛叫了一声他的名字，他走到我们身边。
“咱这胡子得剪剪了，多难看。”黄淑媛摸了一把他的下巴，问他，“你兜里有什么？掏出来看看。
22岁的龚泽伦一只手掏出一个塑料玩具，小猪佩奇，另一只手里是一叠零食包装袋。他珍视这些玩物，洗澡前脱衣服，先拿出来，换完干净衣服，又装回去。
可以了，黄淑媛说。龚泽伦把玩物塞回口袋，安静地坐回去了。在一群孩子里，黄淑媛向我们这些外来的人“展示”了龚泽伦，如今他的顺从是她来之不易的成就。
2017年初，龚泽伦被父亲带着，从江西南昌来到北京通州，找到黄淑媛，求她接收。当时他16岁，一下车，看到眼前是所学校，转身就跑。他跑进学校对面的田地，家人在后面边喊边追。
龚泽伦在三岁时被诊断为重度自闭症，有基本自理能力，但情绪不能自控，暴躁，问题严重。长大后，他发作起来总拿手拍玻璃，他的力气大，痛感弱，一巴掌能拍碎一个。他们家里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。父母离婚后，龚泽伦归父亲。来北京前，龚父带他去了很多地方，深圳，广东，浙江，河北，但因为他时有危险动作，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接收。
在通州的田地里跑了一会儿，龚泽伦回来了，汗水直流。进了黄淑媛的办公室，他在地砖上跳了起来。
黄淑媛本不想接收龚泽伦，龚父不断央求她。她心软，收下了。但一个月后，她少见地退缩了。这一个月，龚泽伦的管理难度太大。他哭喊、蹦跳，把地板砖跳碎了，他们铺上地胶；他拍玻璃，他们只好把玻璃桌子换成焊铁的。另一位校长路明担心安全问题，也劝黄淑媛放手。
龚父差点下跪，双手合十。他说，您再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把孩子送去精神病院了。
黄淑媛想起了之前她拒绝过的一个石家庄孩子。那个孩子是用铁链绑在车座上送来的，因为有攻击行为，那孩子在家的时候就被绑在树上，连冬天也是。家里人是走投无路才送他过来，并且告诉黄淑媛，哪怕拴在这里也行。考虑再三，黄淑媛最终拒绝了他们。送走之后，她心里难受了好一阵。
看着龚泽伦，想起那个被放弃的孩子，这次黄淑媛决定给龚泽伦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——时间限制一年，如果一年的时间带不好他，她也就认了。
那之后，黄淑媛形影不离地带着龚泽伦。在办公室吃饭，他们每人一个板凳，茶几上一人一盆饭，她看着他吃，自己也吃。之前在其他机构，为了避免他伤人，龚泽伦常被单独隔离，但加剧了他的情绪。现在除了陪伴外，黄淑媛还需要给出时刻的关注，读懂他的眼神。察觉到他想喝水，在他冲动去夺取水瓶之前，她就先满足他的需求，并轻微喝止他，教会他一些基本的礼貌。
常有一些突然的发作需要黄淑媛及时干预。龚泽伦不仅攻击他人，还咬自己。因为痛感神经弱，他比常人更难察觉疼痛，有时候咬不着手就咬膝盖，咬破了，血从嘴角流下来。为了制止他自残，老师常常满学校地追他。黄淑媛看见老师一追，就冲出办公室，掐腰站到龚泽伦面前。
龚泽伦哭闹起来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但听到黄淑媛的声音会站住。她是唯一能压制住龚泽伦的人，声音洪亮，自带威严，也能跟他交流。
龚泽伦跟着重复，闭嘴，闭嘴。一边说，他会一边抚摸自己的胸口。这也是黄淑媛教他的。
黄淑媛又让他数数，龚泽伦哼唧着，从1数到100，慢慢冷静下来。后来，他发作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，也停药成功了。
2017年，一年过去，在北京，在通州这所特殊儿童托管学校，他终于被驯服了。
这所特殊学校叫“智兴博悦康复托管中心”，位于北京七环外，在通州区漷县镇东定安村，远离城区，是北京周边一个典型的农村，去学校的路上两侧是塑料蔬菜大棚，学校门口是条马路，周围有红星二锅头商店、水泥建材和瓷砖店，然后就是村民的平房，附近有一条河道穿过。
学校有65个特殊儿童，除脑瘫、唐氏综合征、染色体缺失、智力障碍和发育迟缓等外，大概有40个自闭症患儿，龚泽伦在其中并不是最严重的——他至少能简单交谈，也知道父母的名字。
自闭症是一种先天性的脑发育障碍，主要特征是社会交往障碍、沟通交流障碍以及重复局限的兴趣行为。比龚泽伦严重的反而是一些安静的孩子，他们的语言、行为、认知和社交能力更低。此外，自闭症还会共发癫痫、焦虑、智商偏低、多动症、睡眠和情绪障碍等等。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，黄淑媛把65个孩子分成了小班、中班和大班。黄淑媛认为，世上没有一例自闭症是一样的。
在近年来大众的语境里，自闭症总是与某种天赋、天才有关。但在这所学校，面对着这些患病的孩子们，我看到了更普遍、更真实的情况是，每个孩子都在自己没有尽头的困境里打转。
一个身影总是很安静地四处走动，他的手头总在干活，收拾碗、扫地、倒垃圾，带其他孩子去上厕所。他叫陈宇岩，他想着自己表现好了，过两天能“毕业”，妈妈就会来接他回家。他想姥姥姥爷了。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，让我想起电影《幸福的拉扎罗》里拉扎罗的那种纯真。但问起他年龄，他仍然只记得自己9岁。其实他第一次被送来机构时是12岁，现在已经16岁了。
妮妮是个女孩，总是低垂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今年5月，她被父亲带回内蒙古看中医，要用针灸来治疗癫痫。她的父亲更希望中医能治愈自闭症，黄淑媛让他不要抱有这样的期望。之前妮妮的母亲还想带她去看大仙。黄淑媛知道他们在找一个心理寄托。她只希望妮妮少受点罪。
小天在孩子中是个很显眼的存在，他有黑皮肤，厚嘴唇，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个美国黑人球星，母亲是北京人。他看起来本该有另一种生活。他的父亲因为心脏问题退役，去世。他出生后一直在北京，不会说英语，从小跟姥爷一起生活，保姆照顾他们。姥爷去世后他就被送到这里来。他的胳膊和腿很长，很细，走路总是贴着墙和柱子，走得很慢，很温柔，连蚂蚁都踩不死。
张鸿皓的手在眼前胡乱摸着，抓住一块饼干往嘴里塞。他有白内障，可能一辈子都会活在黑暗里了。之前他喜欢撕东西，能撕碎牛仔裤的一条腿。后来眼睛出了问题，他只能安静下来。但因为术后没法控制他不挠眼睛，他一直做不了手术。现在他22岁，走路、上厕所都要老师领着。吃饭时候老师把勺子放在他手里，把盆端到他眼前。黄淑媛说他终身都脱离不了机构。
李浩志爱转圈。他是11岁的时候来的机构，那时候就爱一直动，拿着笤帚转圈，到现在20岁了，拿着笤帚还是一样的动作。梁骁的手总是不闲着，之前会抠大便，一边拉一边抠，抠完了就往身上抹。现在总算进步了，知道拿纸擦屁股了。他现在16岁，但是刷牙不使劲，牙刷往门牙一放，就算刷了。洗脸也是，沾点水就算。于于今年22岁了，他的姥姥想知道他有没有喜欢女孩。黄淑媛说孩子大了有生理反应，但大部分都不懂男女之情。但生理反应也会带来麻烦，有个18岁的男孩总是抱着妈妈的脚闻，越闻越兴奋，如果进了机构，他会扒其他孩子的鞋。
年纪大的孩子管理起来难度也大，所以很多特殊学校会设定孩子的年龄上限。2019年出版的《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》里提到，在中国，自闭症人士已经超过1000万，但社会对大龄自闭症人士提供的服务成断崖式下降。这些大龄自闭症患者好像成了社会的“隐形人”，大部分人都只能被关在家里，与世隔绝。
所以黄淑媛说，“不能把这条通道再给堵死了”。这里超过16岁的孩子有26个，他们不管年龄多大，黄淑媛都叫他们“孩子”。现在最大的“孩子”是29岁，之前还有过一个34岁的“孩子”。
机构日常有19个老师，多是本地女性。除了黄淑媛外，另一位校长叫路明。2013年学校刚开时，学费是800块钱一个月，过了几年，学费涨到了2000块钱一个月。黄淑媛接到了全国各地家长的电话，很多来自农村，不少父母本身也患有精神疾病，或者丧失劳动能力，付不起高昂的费用。现在机构里外地户籍的孩子有30多个。在如今的社会体系下，家庭还是自闭症患儿最直接的干预场所和支持来源。但患了病的孩子降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这是一种概率，一种命运。想要与这命运抗争，除了个体的勇气与决心，还得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与资源。
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。除了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，黄淑媛也会根据家庭的经济条件收取不同档次的费用。10年过去，最高的价格是3500块钱一个月，还有一些维持在一两千块钱。
但就算如此，交费标准也不能严格执行。
机构里最小的孩子，宝儿，4岁，发育迟缓，是个孤儿。他能出生本身就是个奇迹。他的父母出车祸，母亲用最后的力气生下了他，留下几万块钱托付给朋友。养母不愿意送他去福利院，还跟自己的子女闹僵了。这样的孩子幼儿园不收，康复机构又太昂贵，养母找到了黄淑媛。后来因为养父出车祸重伤，更拿不出钱来，黄淑媛干脆给宝儿免去了费用。还有一个孤儿，现在由爷爷照顾，志愿者正在介绍他来这里。黄淑媛看重的不是学费，只要情况属实，她准备好再免费接收这个孩子。还有一些孩子的家长残疾、贫困，黄淑媛不追着他们要钱，也不会劝退他们的孩子。
如今，机构里还有7个孩子的家长没交齐学费，一些欠了两三年，一些则因为家庭变故再也交不上了。还有“毕业”离开的孩子，家长依然拖欠着一年多的学费没交，看起来已经没有希望收回了。
在中国，特殊学校是自闭症儿童教育安置的主要方式之一，但在北京，像黄淑媛这样的康复托管中心也并不多见——民办、招收全国各地的孩子且可以昼夜托管，无须家长陪读和接送。这样的存在给一些家长提供了少见的保障，很多家长把孩子托付给了黄淑媛，试图让她来兜底。
黄淑媛了解家长的心理，但从孩子的角度考虑，她还是希望他们能和家庭有更深的连接和情感。每逢假期，黄淑媛总要不断劝说家长们把孩子带回家相处几天，维系感情。但收效甚微。比如今年五一，放假一周，但来接孩子的家长不多。甚至春节，黄淑媛跟家长多番强调要接走孩子，但还是有30多个孩子留在学校过年。有些家长就算接走了，大年初一早上就又把孩子送了回来。
有些孩子来了机构后就再也没回家过。比如李浩志，来了机构已经9年，父母在韩国打工，很少回国，更不会专程来学校看孩子，黄淑媛只好经常让他们视频通话，希望他们能交流。
黄淑媛愿意理解那些实在无能为力的家长，一方面是他们有经济上的压力，另一方面他们没有经验和能力照顾自闭症的孩子，甚至自己也走向了抑郁，活在痛苦之中，自顾不暇。
比如今年五月进入机构的元宵，送来的时候他的母亲抱着黄淑媛大哭。离异后，她既要照顾元宵又要照顾高龄的奶奶。在家里元宵不能离人，她去取快递，孩子就踹门、砸门。之前她牙疼了很长时间，只好求助前夫来看孩子，她是跑着去跑着回的。元宵有睡眠障碍，每次睡觉她都紧张，孩子有一点动静，她就腾一下从床上跳起来。这种在高速上奔跑的生活，让今年才34岁的她就已经交代好了后事。像这样孤立无援的母亲，黄淑媛见多了，她指导她——“敞开肚皮吃一顿，回家痛痛快快洗个澡，洗完澡把自己扔床上去，大字型摊开，睡个一天一夜。第二天找工作去，用工作充实你自己”。黄淑媛告诉她们，家长强大起来，孩子才能好，脆弱、不安的情绪也会影响到孩子。她“接手”了元宵，发现他其实没有那么“麻烦”，两天后就能跟着老师按时入睡。
但也有些孩子在送到机构时，因为照顾不周，情况已经很麻烦了。梁骁今年16岁，出生于一个高知家庭，但自闭症带来的痛苦或者耻感，让他的父母选择逃避，不愿意承认这个孩子，甚至把梁骁交给伯父抚养。外人显然更不可能尽心照顾他，伯父让梁骁自己睡一屋，就睡地上。伯父还常用棍子体罚梁骁。来了机构后，黄淑媛发现了不当对待带来的严重后果，梁骁焦虑情绪严重，对老师有攻击行为，夜里上床也成宿不睡觉。黄淑媛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去矫正他的行为。她把榻榻米和厚垫子放在地上，铺上褥子给他睡，先按照他的习惯帮助他。她还让梁骁的父亲带他去医院开了一些安抚神经的药，然后她根据梁骁的实际情况一点点减少了剂量。
很多家长常和黄淑媛诉说自己的痛苦。黄淑媛总能获得家长们的信任，特别是丈夫“形同虚设”的女人。有一个母亲半夜打来电话，聊的不是孩子，而是两口子打架闹离婚的事儿。还有一个母亲半夜找黄淑媛告别，问她如果自己哪天不在了，她能不能接管自己的孩子。她们从来没见过面，一直在手机上聊天。她家里自闭症的孩子20岁，暴躁，砸高压锅，但没有送到机构来，因为她做不了主。那天她觉得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，买了药想轻生。黄淑媛承诺，不管孩子是什么状态，只有他来，她一定接。“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”，黄淑媛要救她。那晚她劝慰了对方很长时间。对方回复说，有您这句话我就看见希望了。黄淑媛感到后怕，盯着手机一夜没睡。
钟辉杰来机构五年多，他的父母只交过7100块钱学费。他的母亲因脊髓灰质炎丧失了劳动能力，他的父亲有重度抑郁，经济异常困难。钟父有一次骑摩托车撞人还向黄淑媛借了钱，打了借条。也是一个夜里，钟父打来电话突然问，你能不能对我孩子负责。黄淑媛警惕这样的话，问他是什么意思。她感到这个人想把孩子永远推给她。对方说，我知道你是有爱心的人。她在电话里教训了他一顿，说自己的孩子，家长必须得自己负责。她也鼓励他出门干活，给孩子赚钱。
“没有！”黄淑媛大声地说，头撇到一边去。她生气的不只是家长交不上学费，而是孩子的未来没有保障。机构里常有人捐衣服来，袜子都不需要家长买，她盼着家长能给孩子积累点财富。不管在机构待了多久，大多数孩子最终依然要离开机构，回归家庭。“你家里必须有他一个位置。我给孩子一个学习的机会，给你家长一个正常生活的机会。但是不允许你们抛弃这孩子。你们家长得给他赚钱，不给他赚钱，他使什么活？”
还有一种少见的情况，有些家长把小孩带出去卖惨赚钱，这是黄淑媛最不能接受的。比如李乐乐，几次被爸爸接走，在外面他看到公交车就上，几次走丢。丢了以后，李父又打来电话，请他们去派出所接。黄淑媛几次和同事去把他接回机构。直到2019年春节，他最后一次被带走，再也没回来。她看到李父的朋友圈，知道乐乐有了攻击行为，咬人。她不想再往下想了。后来她在视频号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，瘦弱，一丝不挂在街上跑，她觉得那个人就是她无能为力的乐乐。
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她无能为力的小孩。在短视频平台上，黄淑媛看过一个被拴着的孩子，应该十五六岁，在盆里吃饭，撕被子，满地棉花。她留言说拴着孩子不会起到调节的作用，提醒他们教育方式。对方根本没有回复。她又留言，千万不要拴他。依然没有任何回应。她又心疼又生气。她为这些远处的孩子感到痛苦，但她显然做不了什么。只能选择闭上眼睛，干脆就不看了。
我是偶然知道这个地方的，有个朋友学乐器，找到这里做公益排练，到了之后才发现是一个农家院。排练时，一个男孩突然大叫了几声，走到一旁脱了裤子。她感到有点儿害怕。有个小孩在她旁边撒尿。她闻到院子里一股尿骚味儿，新旧混合。她也才知道，这些小孩大部分是自闭症患者。
我站在学校院子里，也闻到了那股味道。农家院的16房间被用作了教室和宿舍，另有1个厨房、1个浴室和1个卫生间。外面是活动厅、办公室和食堂。院子里铺着绿色地胶。尽管简陋，但看得出来在尽力维持干净和整洁。一个负责卫生的老师系着围裙，手上拿着簸箕和扫把，走来走去。洗衣机很少停下，因为孩子们的裤子不断被尿湿。每过一会儿，老师要就带着孩子们去上厕所。阳光透过天窗在地上投下影子，一格一格的，孩子们在其中穿梭，坐到卫生间门口的简易马桶上。
五月的一天，我和机构的老师李淑花站在院子门边，不让任何孩子走出去，也能看到整个院子的情况。只有几个孩子能穿得住内裤、懂系扣，剩下的孩子们穿着松紧裤。有的孩子从马桶上站起来，老师扒开他的屁股，看看有没有残留。李老师去拿厕纸给小孩，“拉个屎还拿手嚯嚯呢”。
这里没有一个马桶有水箱盖，都被揪了、掀了。破坏性的孩子会掰坏马桶。新马桶盖换上之后赶紧拿胶带缠上，也没有用。里头冲水的瓢也被薅下来了，变成了常流水。孩子们掰掉了玩具车的车轱辘，餐桌的花玻璃桌子，一巴掌能拍碎一张。只好用方钢、铁管焊，直到拽不动、搬不动。课桌三天两头被淘汰，凳子面被一层一层地撕开，新换的把螺丝拧得倍紧。宿舍的木头门上贴的木纹，孩子们也一层层撕了下来。夜里睡觉，夜班老师把孩子们的被子盖好，等到夜里叫起床上厕所，发现炕被和床垫都被抠出一条条的丝。孩子们的疲劳感和痛感神经比常人来得弱。
学校的房子和场地是校长路明的，这里之前是他的私人住宅。他因为受到朋友的触动才跟黄淑媛一起办学校的。那个朋友的孩子是自闭症，他的妻子得了抑郁症，带着孩子自杀。办学校前，路明做生意，自己开厂，两个孩子也在市区工作，生活无虞。办了学校后，他的状态就彻底改变了，他和家人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里，其余空间与孩子共享。他的母亲有洁癖，还被孩子吵得睡不着。她理解不了路明，她说，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活不过，非得这样？路明说不明白，他只是想做点“好事”，没考虑到什么未来，也没想到学校能壮大起来。
路明喜欢穿一套黑色的运动服，仿佛是学校的一个背景，在人群中穿梭来穿梭去地干活。有人来检查消防，要换新的窗，又几千块钱没了，他说。学费支撑不了学校所有的支出，他经常自己掏钱补贴，但没有记过账，“管什么用，都是自个儿”。路明的工厂几年前被腾退了，他现在常早上六点开着吊车出去赚钱。为了省钱，他学会了种地，也学会了各种维修技术。
每个周末，机构里都会有来访者，有北京高校的志愿者或者公益组织，也有以家庭为单位的，带着自己的孩子过来“体验生活”的。他们手上总会提些大米、牛奶和水果。穿过一道上密码锁的玻璃门，是黄淑媛的办公室，再穿过一道玻璃门，就走到了活动的大厅，孩子们散落着坐，有些在地上，有些在椅子上。来访者把零食塞在孩子们的手里。老师坐在塑料凳上，在需要被仔细看管的孩子跟前。有个孩子在活动的时候会躲在尽头的教室，把自己嵌进最角落的桌椅里，头顶是一个被粘在墙上的红色花形气球。看见有人来了，会歪着脑袋对着你微笑。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但去吃饭总走得最快。有个孩子过来拽着我的手，要带我去每个教室转一圈拿玩具。有个孩子钻进了我脖子上的相机带，眼睛放在取景器，一直按快门。之前有志愿者教过他如何拍照。
没人来访的时候，机构里很安静，一副被破坏殆尽但风平浪静的氛围。教室墙边有一根横着的铁管里，被塞进去机器猫、狼、红色狐狸、狗和《海贼王》里的麋鹿玩偶，整整齐齐被固定住。自理课、训练课、文化课、音乐舞蹈、文化课、调练课，这是课表上的内容，其中穿插早餐、休息、午饭、午睡。上课的时候，孩子们一排排坐好，能写字的写，不能写字的就听音乐。细看教室里的暖气片，才发现上面的花纹被抠得露出了铁皮。坏了的马桶发出流水声，一刻也没停下。
突然一个声音出现，啪、啪、啪，“驴儿”在用双手拍打自己，几下之后脑袋两侧就红了。他今年9岁，叫施文杨，因为天天撒野，也因为他驴脾气，老师给他取外号“驴儿”。现在他妈也叫他驴儿。桑文华老师在驴儿5岁的时候开始带他。那时候他刚到机构，就跟小豆芽似的，又白又嫩，但是劲儿大，“打得自己那声响啊”。他的脑门上有一层厚厚的茧子，是磕墙留下的。肋骨两侧的淤青也是他自己打的。他患有染色体缺失，有自残的倾向，以前只能强行控制他。
如今他好多了，只是偶尔会拍打脑袋，这是他唯一的表达方式。桑老师是个体型高大的女人，现在她坐下，把驴儿拉到自己两腿中间，把驴儿圈住，驴儿正好能趴在她的胸口。她拿出手机放在驴儿耳边，一个女声唱：有没有一个地方，能让我不再受伤，把那些不开心的都遗忘，永远做我的避风港……他安静了下来。
傍晚，孩子们吃完了饭，在大厅活动，墙上的电视循环播放《熊出没》。突然，老师们从三个宿舍里拖出了三个竹凉席，以及一堆褥子，上面沾着大便。被发现时，驴儿手上沾着大便，四处玩耍。宿舍的大镜子上有他的手印。清洗成了一项大工程，准备下班的老师们也加入了。一个老师大笑着说：幸好没上我们宿舍拉去。她们还跟桑老师开玩笑，你家驴儿“下了一个大订单”。
我又听见厅里传来孩子的哭声，又看见一个小孩站着尿了。一个孩子躺倒在脏的凉席上。我跟着老师们穿梭在这群孩子中间，在院子、活动厅和宿舍里，过了一会儿便感觉筋疲力尽。这里没有人感到不耐烦，换班的时间到了，但老师们还是处理着手头的事，一边互相开着玩笑。
今年夏天，我几次来到这个学校，见到老师们，她们总是充满耐心地应付这些永远解决不完的问题。其中有两个20岁的女老师，就住在学校里，她们不仅要处理孩子们的大小便，还有更困窘的部分，给20多岁的大小伙子洗澡。有些老师还会因为孩子们突然的攻击行为而受伤。这份工作的辛苦程度是我不能想象的。但没有人抱怨，她们习以为常，甚至创造了一种欢乐的氛围。
机构里的19个老师，多是四五十岁、家住在附近的女性，吸引她们的并不是待遇，而是黄淑媛。桑文华来的时候，黄淑媛就说工资不高。桑老师说没关系。她愿意陪黄淑媛做事，因为她“人好，干的事业也好”。李淑花今年37岁，山西人，家住附近。2015年她路过这里，发现了黄淑媛的学校，她钦佩黄淑媛，也开始做志愿者。做了8年的志愿者后，她在今年正式入职。李老师心疼黄淑媛，觉得她衰老得太快了，有高血压、腰椎病，心脏也不好。每天早上她想绕路去接黄淑媛上班，但黄淑媛总是更早地骑电动车出门，不愿意麻烦她。两人像在比赛。
两个年轻的老师是学幼教的，山东人，实习后留下了。她们吃住都在机构里，黄淑媛给了她们家庭式的关照，把闺女的婚鞋送给了她们。黄淑媛招不起特教老师，她选择招有幼教经验的老师，再让她们学习，帮助她们拿到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。
所有老师的工资都不高，一个月两三千块钱。大部分老师都不能指望这些工资生活。但她们很少提要求，她们知道机构有经济压力，也知道黄淑媛和路明这么多年都没拿过工资。她们像是追随着黄淑媛，像她一样行善般地工作。
黄淑媛出生于1969年，今年54岁，北京通州人，高中毕业后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读神经内科，但发现自己晕针晕血，转而学习特殊教育。毕业后，她被分配到北京第三棉纺织厂职工医院，她一边上班一边继续攻读特殊教育。26岁她生完女儿，完成学业，开始自己做特殊教育老师。
她开始近距离接触在痛苦和黑暗中的家庭，那些家里基本乱成一团，充满异味，有些家长看到她一次哭一次。那时候她不到30岁，容易共情，家长哭她也就跟着哭。她感到压抑和迷茫，不知道该不该严格对待这些本就不幸的孩子。她还想过，不如眼不见心不烦，把学历和文凭都扔了，干体力活去。
中国的第一例自闭症患者的诊断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起步较晚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社会对于自闭症的认知与接纳是模糊的，自闭症患者是完全边缘化的群体，也缺少就医和诊断的经验。孩子和家长面对的，更多的是歧视与不被理解。
2009年，一次公交车上的经历刺痛了黄淑媛，她看到一个乘客在指责一个小孩，说他抢了自己的东西吃。小孩的母亲在旁边又哭又道歉。黄淑媛看出小孩动作刻板，可能是典型自闭症儿童。于是她劝那位乘客宽容一点。当她说出自闭症这个词时，车上的乘客们都眼神迷茫。孩子的母亲还跟着她下了车，追问她什么是自闭症。她意识到了这个病比她想象的更特殊，更不被认知。
在消沉的时候，黄淑媛重新审视了这份工作的价值，才又生起了继续干下去的信心。
2013年，路明找她一起开学校时，她以为自己可以两边兼任，一边出去上课赚钱，一边管理学校。但后来孩子多了起来。学校开到第三年，她把所有的课都推了，也断绝了自己所有的经济来源。之前她的课时费1小时500块钱，培训老师也有300块钱，一个月她能赚快两万块钱。空闲下来，她还能全国各地到处玩去，春天去南方，夏天去东北避暑，冬天没事干就泡温泉。
如今她守在这个学校里，已经不可能有那样的空闲时光了。她把手放在办公桌上，托着自己的脸，回忆已经远去的好日子。现在娱乐也没有了，自己的时间也没有了，只有这帮孩子，连生病都走不开。她最近得了感冒，丈夫劝她休息，但她还是来了学校，“我在这待着，心里踏实。老师孩子有什么事会来找我。但是我在家我一点都不踏实。”
这里确实离不开她。孩子们任何一点小症状都要找她做决定。梁骁的头上长了一块块的红癣，桑老师发现了，来问黄淑媛，她说使碘伏，明天再去买盒杀真菌的药膏。另一个孩子的腰出现了淤青。黄淑媛说使云南白药，散瘀血。黄淑媛合上了办公室装药的柜子，柜子的玻璃门有几条裂纹。也是龚泽伦拍的，这单层玻璃对他来说轻而易举，是黄淑媛拿胶把玻璃给重新粘好了。
因为龚泽伦，黄淑媛受过两次伤。他偶尔还是会没有征兆地发作，推老师，追其他孩子，又拍柱子又拍墙，其他人难以控制，等黄淑媛拦下了他，他就抓住黄淑媛的胳膊。有一次黄的胳膊肿得黑紫，衣服都穿不下。路明提溜她去医院，医生说是血管破裂，如果膏药吸收不了就得做手术。
你受伤的时候不会觉得不值得吗？你有想过为什么还要留下他吗？我问她，感到不可思议。
“没有！你习惯了你根本就不往那想，你不觉着说我他妈的真委屈。就只想着这死龚泽伦，这又给我拽一块。不会继续往下想自己是不是没事干，要弄得伤横累累。”
黄淑媛语速飞快地说出这一连串的话，这是她的表达风格和一贯的思考方式，直白但不尖锐，不深陷情绪，也不自怨自艾。她已经形成了一种面对困境的姿态，积极的、风趣的甚至是强硬的。
这似乎与她碰到的不计其数的困难并不符合。人真的能不计报酬地承受这么多麻烦和辛苦吗？一个志愿者算过，办这个学校怎么都不可能赚到钱。但黄淑媛做这个事也不是为了钱。
如果不开这个学校，黄淑媛可能是一个难得的幸福样本。她和姐弟关系和气，父母养老不用她操心。唯一的女儿已经成家，母女关系也好，女儿喜欢给她买裙子、首饰和包，说是补偿她的辛苦。丈夫是难得的好男人，让她没有经济压力，每天做完饭等她回去吃，她称他为“法定做饭人”。她常早出晚归，回家的时候，丈夫调侃她，“又住店来了”。
现在我坐在她的办公室，这是属于她的空间，我们常在这里交谈。她烫了一头卷发，身上是女儿给她买的花裙子和朱砂原石的项链。她在办公桌上摆了一棵巴西木，就是一个小木头，过了一个多月没有动静。她说要有耐心。但要是实在长不出来，她就再买个开花结果的摆上去。她也不愁。她老是徒手抓蚊子，说自己也有多动症的嫌疑，和孩子们一样。和我聊天时，她又拿起了驱蚊拍。啪，没拍到。她笑呵呵地说，至少把蚊子吓一跳。她的身上有种令人感到亲近的幽默感。
办公桌上还摆着了路明买的一些植物，两棵小叶菩提、三棵小叶檀香和三棵文竹。文竹的花瓶上写着“舍得”。路明说正在向黄淑媛学习“佛系”。没人的时候，黄淑媛喜欢用电脑一遍遍地放佛歌听，这让她感到心静。但她没打算用宗教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。她本质上是一个务实的人。
这个屋子和她一样，有种令人安静下来的力量。她说，现在她过的是一种心安的生活。
黄淑媛自称是“黑户”，一个微妙的存在。机构至今的认证是“艺术培训中心”，是工商局发的个体户。黄淑媛和路明一直在争取更官方的身份，在执照上加残疾人的“照料”或者“托养”，这需要经过残联和民政，其中的一条标准必须居住“商业用房”。但他们拿不出租金。他们未能进入政府的补贴范围，但依然接受卫生、消防、安全监管和培训，黄淑媛理解成“变相的认可了”。
这个校区的容纳能力有限，今年路明又改建了另一个院子作为新校区，把大班的孩子们转移了过去。机构像奇迹一般续命和维持。10过去了，他们在不断衰老，但依然有源源不断的孩子送来。
一天早上，黄淑媛一来上班，最小的孩子宝儿就爬上她的腿，尿了。她赶紧用水洗一遍，丝袜上还是烙上了一个印。宝儿常来黄淑媛的办公室，还在椅子坐垫尿了一次。但这说明宝儿已经进步了，能知道存尿，一次能尿好多。原来宝儿还不让任何人摸，但现在跟谁都不陌生。
老师们都宠爱宝儿，“数这孩子可怜”。宝儿脑袋后有一小撮头发，从出生到现在没剪过，每次洗完澡老师都给他编成小辫子。老师们给他买衣服、鞋和帽子，一捯饬，就跟“小蜜蜂”似的。
刘老师最近天天接宝儿回自己家里住。一个周日傍晚，在学校门口，一辆白色面包车要送大班的孩子去另一个校区，宝儿误以为那是刘老师的车，以为刘老师要回家了不带他，大哭了起来，他叉着腰，尿又流了出来。直到刘老师来哄他，把车钥匙塞到他的手里，他才安静下来。在刘老师家，他常夜里吵闹，但刘老师还是每天带他回家，她心疼宝儿，“没爹没娘的”。上回宝儿的养母带他出去了一天，回来时宝儿头上多了一个伤口，内裤也都“流汁了”，尿渍印在大腿上，刘老师发现宝儿一天没换纸尿裤。刘老师为此感到生气。
黄淑媛最担心的也是这个孩子。因为宝儿现在吃饭时手头没有劲。宝儿养父出车祸那阵子，当宝儿往她身上爬的时候，她开始严肃地和怀里4岁的孩子对话，“你将来怎么办呢。你要不赶紧学出来。你将来都活不了。”她让老师们加快速度教宝儿，让宝儿将来能够自理，起码脱离人照顾能活着。但她和路明知道，宝儿其实很难脱离机构。他们做好了照顾他一生的准备。
那么机构必须一直开下去。他们达成了共识，知道自己一旦放弃，很多孩子都将无处可去。
归根结底，有些家长希望这个地方是孩子永久的依托之地，有几个家长把孩子往这儿一送，也把家里所有的用品、衣服一起送来了，“就没有计划要回去”。梁骁来了之后，他的伯父把家里重新装修，没有给梁骁留下住的地方。当你是强大的人，那些脆弱的人也会越依赖你，黄淑媛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有些母亲甚至半夜给她打视频电话来诉说婚姻问题，她说“这玩意是我说了算的事吗？你这怎么说呀？你就再拿我当知心大姐，你也得考虑别人啊。”钟辉杰的父亲不出去工作，也给她打来电话，说她有爱心，让她照顾自己的孩子一辈子。这也让她感到气恼，“我说我有爱心，我就针对你一个人是吗？我说我的爱心泛滥就泛滥在一家人身上是吗？”
机构的日常运转还是充满了压力。因为有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帮助和捐赠，日常物资并不匮乏，但春节时遇到开工资、买年货，钱就不够了。有一年黄淑媛的女儿给她转了五万块钱补贴。路明的两个儿子也一人转了四万块钱。在黄淑媛的影响下，她的女儿考了教师证、特殊训练师和家庭指导教育师的资格证。除了钱的支持外，黄淑媛的女儿，路明的两个儿媳，被认为是这个机构的“接班人”。这份工作需要付出的时间和心力，她不相信外人能做好。
有非常严肃、认真地跟你女儿讨论过接班的问题吗？我问黄淑媛。
“不用讨论，她明知道”，黄淑媛说。女儿说过，“干不下去了我帮你”。黄淑媛认为自己获得了女儿的承诺，她坚信不疑。但这意味着，女儿要放弃在天津的生活，把自己的人生转移到这里。她不认为这是一种自私，而是女儿应该承担的。她和路明正在让机构走上更正规化的道路，招收更多的学生，培养教师团队，让收支能实现平衡。未来也许女儿的工作不会像她这样艰苦。
但关于未来的其他部分，她可能有的疾病和衰老，以及机构的不确定性时，她少见地回避了话题。她说先不去想未知的事情。她只关心现在。
宝儿被刘老师扛在肩上要带回家去，黄淑媛跟着他们走出了机构，装作严肃的样子让他不许再哭了。等他们走远了，黄淑媛笑着跑了回来，再一次，她把自己和孩子们关在了大门里。
